杨富强说，“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着力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攻坚战。能源强度目标和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节能减碳目标）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十分有效的抓手。
他分析说，可靠的统计数据是制定节能减碳目标的基础。从1980年到目前的经济、能源的数据经过修正后是可靠的，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数据，丰富了能源政策研究和制定的迫切需要。
杨富强认为，“十二五”经济结构节能空间的潜力很大。在2020年以前，经济结构变化的节能量比重可以达到60%，技术节能量只占到40%。从2020年以后，技术节能量可上升至50%或更高。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十二五”在贯彻节能减碳的目标时处于比“十一五”更有利的条件。如果“十二五”经济正常发展的话，“十一五”期间出台的各种节能减排措施进一步完善落实，并在“十二五”期间陆续推出更有力的市场机制和激励措施（价格、税收、碳市场、奖励、碳税等），“十二五”达到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节能目标是有保证的。但如果在“十二五”采用低于18%的节能目标，即靠经济发展的“惯性”就可达到，就会失去了政策目标的指导意义，不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新的考核方法中要包括五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在“十一五”的节能目标考核中，政府基本上采用到后一年算总帐的方法。
“我们认为目前这种方法需要改进。”杨富强指出，新的五年算总账的方法中，应增加节能总量或碳排放总量，节能目标和碳强度目标应同时制定和实施，以约束地方的单纯追求GDP高增长的冲动。
杨富强提醒说，中央与地方在制定节能减碳的约束目标中能否双赢是关键所在。在“十二五”的节能减碳目标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受人关注，如果节能减碳目标过低的话，如16%，不仅会大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加剧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也会进一步促使地方在重大国计民生的问题上讨价还价。 在地区目标的分解上，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节能照明节电器减碳目标应遵循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适中的办法。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要求，但必须是满足高目标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十一五”中缺失的部门的指标分解应在“十二五”中得以实现。在长效机制的建立上，通过公众的参与和推动，逐步将中央的强制性要求转变成地方政府自身的要求。约束性的地方指标不能低于中央的指导性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