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 无论人均收入、消费水平还是人均排放量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他们理应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中国的专家关于碳预算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能够计算和确定在国家之间如何量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类似的方法可以用于“十二五”节能减排指标的分解：在全国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把减排目标分解到各省市。
从碳政治的角度来讲， 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造成中国排放的22.5% 是为了出口生产而产生。不少学者已经提到从消费为基础的排放统计看，终端消费国而不是中国应该为这些排放负责。从国内的角度看也是类似。一些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样，现在一些发达地区也有各种各样的动力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就业、税收等考虑，甚至不得不欢迎这样的转移。节能减排的措施，至少不应该恶化这种情况。
一个高排放的工厂从北京搬到唐山，对北京来说减排了，对全国来说并不减排；如果产品主要供应北京，甚至有可能因为运输距离的拉长而增加排放。从全国一盘棋考虑，不应该鼓励这样的排放转移，让发达地区把排放和污染外部化到欠发达地区；而是鼓励真正的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和排放。 所以，应该建立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统计：如果某高排放工厂产品30% 供应上海， 那么其排放的30%应该算在上海的帐上，无论该工厂坐落在何处。
应当说，过去那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利于节能照明节电器减排的有效而公平的推进，只有责任分明，奖罚得当，才会可持续的推进这一工作的进行。现在正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